凌晨三点，骑手突发心梗倒在取餐的店门口……

凌晨三点多，骑手黎安突发心梗倒在夜宵店门口

2023年，杭州。1月，500件，1300公里；2月，962件，2300公里；3月1108件，2500公里。31岁的骑手黎安一直在想法子让这些数字再增长一些，这意味着他能在这个城市里多挣一些，可以早点赚够结婚的钱。

为此，他从专送骑手转为更灵活的众包骑手，又从订单量和配送费下降的白班改为夜班，再后来又变成了跑夜班加午高峰。

这一单一单跑起来的数字，在3月的最后一天戛然而止。2023年3月31日凌晨3点多，黎安在一家夜宵店等待取餐时突发心梗晕倒，呼吸心跳骤停。

昏迷16天后，他仍未醒来。

正在送货的夜班骑手

夜班

3月31日凌晨3点多，31岁的杭州外卖骑手黎安在一家夜宵店等餐时突然晕倒在地，后被诊断为因疲劳过度导致急性心梗，呼吸心跳骤停。出事时，他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完成了32笔订单，收入291.5元。

那是黎安在杭州做夜班骑手的第二个月，晚上9点50分左右，他会离开出租屋准备接单。

放在一个月前，住在隔壁出租屋的两个骑手会和他一起出门，再各自开始跑单。杨明是其中一名骑手，从2021年4月至今年3月中旬他搬离前，他们三人在杭州市三里家园三区的群租房里当了两年室友。

群租房里有5间卧室，杨明和另一位骑手合租一间大卧室，房间里带有独立卫生间，黎安单独住在一个4平米左右的小卧室，常去杨明房间洗澡，三人关系亲近。

骑手用餐基本都是外出接单期间解决，出门前，三人会各自简单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有时干脆不吃东西就出门。

3月30日晚班接单后，黎安的账号记录显示，第一个订单的取餐点是距他出租屋800米的一家奶茶店。22点03分订单完成，黎安收到了5元配送费，与此同时，当天的3元保险费也被扣除。该保险为外卖平台强制购买的众包骑士意外险，由外卖平台授权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代为投保，骑手每天只要接单，保险费就会被自动扣除。

黎安夜班跑单的路线相对固定，每次都是边接单边向杭州东站靠近，平台分派的顺路订单也集中在该区域附近，平均每晚总共能接四十单左右。杨明说，黎安是老骑手，除了平台每人一次派的五六个顺路订单，黎安经常能额外抢几个，最多一次能顺路配送八九单。

同住的三个骑手建了一个微信群，跑单时，他们不时会在群里发消息，说说接了什么单、价格怎样。杨明说，“要不然自己单跑有点孤单，也没干劲”。相比黎安，杨明经常被派去较为偏僻的地方，订单较少，一夜只能接三十单左右，他也试着学习黎安的经验，直到3月中旬转行离开。

平台记录显示，23点03分至23点05分，黎安共有5笔配送费到账，共入账23.9元，最高一单收入6.2元，最低一单4.3元。在杨明的记忆里，配送费是半年前开始明显下降的，以前几乎不会出现四五块的配送费。

每一单收入的细微变化牵动着骑手们的神经，他们也要随之不断调整、变动。2020年夏天，杨明和黎安先后做起外卖骑手。最初是做专送骑手，但每天需按时集合上工，偶尔想休息，早上就会接到催工电话，他们也会被“强制上线”——看到已接到订单，也只得起来跑单。

两人觉得做专送，保险、税费、水电费扣得多，各项费用加起来要扣上千元。杨明的一张工资条显示，一个月跑了873单，扣保险费112元、个税50元、房租650元、水电200元，最后月薪5200多元。

2021年4月，为了工作时间更自由，少扣些费用，黎安和杨明一起注册成为众包骑手，仍白天跑单，从早上10点跑到晚上五六点收工。刚做众包时，即使偶尔摸鱼休息，杨明一天也能跑40单，得到260元左右的配送费；黎安接单更认真，也更熟练，收入比杨明要高。那时，收工后的休息时间，黎安有时还会和杨明一起打游戏。

2022年下半年，黎安和杨明发现，白天骑手增多，接到的订单变少了，每单的配送费也大多低至四五块。“白天七八个小时你知道跑多少（配送费）吗？才能跑一百多块钱！”杨明感慨。

某外卖平台财报显示，2022年，该平台骑手的数量为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而2021年，该平台的骑手数量为527万，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两人和同住的另一个骑手开始摸索多挣钱的法子，先是延长一两个小时的跑单时间，“熬一熬也能跑两百块钱”；后来一天晚上，他们试着跑了次晚班，虽然订单量依旧不多，但配送费每单比白天高出两三块，同行竞争小，而且等餐时间短，交通也不拥堵。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晚上灯光不好，需要注意行车安全。

2023年2月份，三人开始一起夜间接单，从晚上十点工作到次日凌晨五六点，再一起吃了早餐回出租屋补觉。

夜班比白班更累，杨明回忆，跑夜班后，原本体型偏瘦的黎安变得更黑更瘦。“白天睡够了，晚上的话也还好”，杨明说。但黎安比他大几岁，白天可能也“没睡够”。

跑夜班后，看到午餐高峰期送外卖单价高，单子也多，黎安想拉着室友们再加跑个午高峰。杨明拒绝了，“睡三四个小时就起来跑单，我肯定起不来”。

3月2日开始，黎安就一个人在晚班之外加跑两三个小时午高峰。杨明说，这样能多挣一百元。

截至出事时，黎安3月份完成1119单，平均每天32单，收入8066元；此前，2月他收入1.1万多元。

平台后台数据显示，黎安夜班加白班两班跑的状态持续了半个月。但从3月20日开始，他不再跑午高峰，夜班的时间也多在凌晨4点左右结束。

事发前四天，黎安都是凌晨一两点就结束了当晚夜班的配送，3月29日甚至凌点刚过，他就早早收工了。暂停46个小时后，直到3月30日晚上10点，黎安才再次上线，但5个小时后，他就晕倒在地。

倒下

3月31日凌晨3点多，顾客在下单一两分钟后，黎安就赶到杭州机神农贸市场一楼的一家夜宵店取餐了。夜宵店店主回忆，自己当时还在备餐，黎安说自己有点累，坐在外面休息下。

夜宵店订单不断，出餐大概需要十分钟。几分钟后又来了两个骑手站在门口等待取餐。突然，店主猛地听到外面“砰”的一声，门外骑手告诉他，“有人晕倒了”。

当时现场的一位骑手告诉店主，当时黎安在刷着短视频，突然就倒下去了。

店主赶紧出去，发现黎安脸朝下趴着不动，头上还戴着头盔，手脚稍微有点抖。三人不清楚状况，都被吓懵了，赶紧报警又打了120。

三分钟后，在附近巡逻的闸弄口派出所辅警任明生和戴修前赶到现场。任明生帮黎安翻身、躺平，揭开头盔后发现他磕破了额头，脉搏微弱，手也冰凉。

戴修前打电话催前来急救的医生快点到场，并打开免提保持沟通，任明生在医生电话指导下对黎安做心肺复苏。在辅警到达3分20多秒后，救护车到达现场。

黎安平常和外界联系比较少，朋友圈也很少发动态，通话记录里也是一连串陌生号码。送往医院后，两位辅警在黎安的手机里翻找家人的电话，但除了一位外地女网友外，通讯录里没有储存任何电话号码。

微信聊天记录里也都是工作信息，最后辅警们翻到了一个“家属群”，挨个打过去，最终打通了黎安叔叔的电话。

早晨八点醒来，父亲黎平看到弟弟的消息才知道儿子出了事，坐了20个小时火车，4月1日中午赶到杭州。

黎安已连续三年没回家了，赶到医院的黎平看到儿子第一眼就很心酸，躺在病床上的黎安身上插着管子，额头缝了针，“他比在家里瘦太多”。

瘦是黎安留给外人的普遍印象。黎安去事发夜宵店取过三四次餐，店主觉得黎安挺面熟，个子不高，1米65左右，皮肤偏黑，人挺瘦。此次出事，店主说，“可能是太累了。”

在这个夜宵店店主的印象中，晚上跑单的骑手基本是十点左右开始跑，到早上五六点或者七八点左右回家休息，中午高峰期有人会再出来跑一两个小时。他也遇到过跑白天的骑手凌晨四点左右起来跑，一直跑到晚上七八点。

代价是身体的透支。黎平听医生说，医院以前也接到过晕倒送医的骑手，但都是白天晕倒，抢救及时，他儿子情况是最严重的。

4月1日下午，黎平找到儿子的出租屋，打开门，他发现，整个房间只有4平米大，只能放下一张床，衣服就晾在床头上方，“我就不知道他这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晚上七八点，黎平在儿子的出租屋碰到隔壁室友。他告诉黎平，同是骑手，曾劝黎安不要再跑晚班，“夜班太累了”，但黎安想着晚上提成高，没有听劝。

“黎安现在醒了吗？”出事后，黎安的手机经常收到曾一起跑外卖的骑手们发来的消息。一位同行刷到新闻，一眼就认出了黎安。黎安的遭遇让他后怕，他告诉黎安父亲，黎安很拼的，几乎每天都跑，他自己以前跑单时也会有突然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不敢继续跑了，去年改行卖起了凉菜。

一起跑外卖的杨明今年3月中旬也转了行，有朋友做餐饮，让他过去搭伙。杨明走后不久，他的室友也搬走了，原本一起跑外卖的三个人，只剩黎安一个人继续跑夜班。

4月2日，参与抢救黎安的辅警任明生再次上晚班时，去ICU看望了黎安。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外卖小哥晕倒”的警情，近一年里，“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不止三五起”，基本都是因为“太疲劳了”。

有一次，一个骑手取餐时摔倒，别人打电话报警。任明生和同事到现场发现，骑手被电瓶车压住腿起不来。“外卖员说自己太累了，开着电动车睡着了”，任明生回忆，一般这样的情况自己也只能劝外卖员回去睡觉，他们也会答应，但他也不知道骑手的箱子里还有没有没送完的外卖。

黎安的出租屋

“做过今年再回来”

杨明觉得，相比前两年，今年黎安接单更拼了。黎安今年31岁，可能有年龄压力，杨明记得，他曾和自己聊起，“已经30岁了，要努力挣钱娶媳妇了”。

黎安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跟着亲戚辗转温州、福州等地，做过快递，但配送外还要卸货，工作累又不挣钱，亲戚们都回了家，黎安没回。2018年下半年，黎安找父亲要700元钱交外卖车的押金等费用时，黎平才知道儿子到杭州送外卖了。

黎平说，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很听话，他操心儿子的未来和婚事，但自己经济能力有限，不免嘱咐儿子存钱。黎安也跟母亲说，为了自己能娶妻成家，要多挣点钱。“现在没有钱，结不了婚的”，黎安的大姨说，在当地，结婚至少要备足十万元彩礼，这对于黎安的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老家广西玉林陆川县，五十多岁的黎平做房屋检测工作，一个月能挣两千七百元，但除去租房、生活的花销，所剩不多；黎安的母亲在老家打零工，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黎安还有个哥哥在广州打工，也没有什么积蓄。

七八年前，黎平夫妇开始闹离婚，黎安兄弟俩几年不愿意回家，母亲伤心又自责，“如果不闹离婚的话，（兄弟俩）也许早就能娶上媳妇了”。

母亲腰和颈椎都不好，行动不便，一直被大姨一家照顾着，黎安非常挂心。母亲最近一次和黎安联系是在二月份，“别在那里跑了，那么远，一个人在外面那么辛苦”，母亲劝黎安回家乡打工，也谈到了自己的颈椎病——如果住院治疗，一天就要300多元。电话里，黎安坚持“做过今年再回来”，母亲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黎平每天都去医院守着儿子。他一天有五次进入ICU探视的机会，在每次短暂停留的两三分钟里，他不停地给黎安按摩手脚，大声地唤他几声。

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坐在四五米外的椅子上紧盯着ICU病房的动静，“我在外面守，最好等到医生出来告诉我，‘你儿子醒了’。”

与此同时他也烦恼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催他赶快上班，他担心自己长期请假，被别人顶了岗。

入院后的黎安仍未醒来

“望三方能负起责任”

入院之初，医生告诉黎平，儿子是劳累过度突发心梗，虽然心跳和呼吸已恢复，但大脑缺氧太久，能否醒来要看儿子的意志力，如果三周内醒不过来的话，就要做最坏的打算，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黎平刚到医院时，欠缴了1.8万的医药费，他用预支的工资交了5千元。出事前，每天跑单时，黎安都会被平台扣除3元保险费，协议显示，这份保险为众包骑手意外险，承包公司为“大地保险”。事发后，黎平联系过大地保险公司，对方只说让他准备好材料，就没再联系过。

黎平联系外卖平台被告知会有人联系他，随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他取得联系，自称是劳务公司，并提及黎安和该公司签的是合作协议，双方不是劳动关系，只能象征性地进行慰问，如果要进行工伤索赔，要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黎平说，“我一个底层人，现在身上没钱，真的打不起官司，也不知道要打多少时间。”

天眼查显示，重庆点仕捷公司于2021年11月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众多，其中包括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外卖递送服务。至今，该公司涉及20起司法案件，大部分案件发生在浙江省，70%涉案案由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2021年4月，黎安在外卖平台注册成为众包骑手，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网约配送员协议》并使用众包平台服务。该协议中只写明，第三方公司有义务督促骑手完成配送活动等，负责处理骑手在配送服务期间发生的所有包括但不限于用工、服务质量、事故、纠纷等问题，并未对其与骑手的关系做出明确定义。

骑手在送餐期间发生的事故是否被认定为工伤，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因此，许多第三方公司都不承认与骑手的劳动关系，而司法方面也出现了裁判不统一的情况。

2021年9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外卖平台逐步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悄悄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裁判文书中，外卖平台被认定与骑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比率仅为1%，而配送商也通过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将这一比率降至50%左右。

记者检索发现，在2020年武汉的一起蜂鸟众包骑手猝死案件中，劳动仲裁裁决书写明，该案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终端的新型用工模式，骑手“自行购买劳动装备，自主安排工作，自行决定何时上下线，自行决定休息时间，自主选择是否接单”，认定第三方公司和外卖员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外卖员家属的诉讼请求全被驳回。在2019年西安的一起众包骑手送餐途中猝死案件中，法院同样认定骑手与平台及第三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而在记者从裁判文书网找到的6件近三年公开在杭州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关于众包骑手交通事故后赔偿的责任认定，6份判决都认定为“骑手是在为平台工作期间发生事故”，第三方公司作为管理方需要为骑手承担赔偿责任。

2022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曾宣判了一起众包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案件，法院认定，外卖员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自身承担10%的责任；外卖员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外卖平台能够实时掌握外卖员的配送情况，却对配送异常未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承担20%的责任；虽然第三方配送公司与骑手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实为雇佣关系，应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外卖员配送时发病死亡和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第三方公司的劳动保护措施存在不完善之处，承担70%的责任。

黎安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重庆点仕捷公司先后共给黎安交了4万元医药费。目前，黎平还欠医院1万多元医药费，他不想和劳务公司闹僵，“我现在主要是先把人保回来”，希望劳务公司能及时支付医药费。每天两千元的医药费让他犯愁，“我卖血也卖不到两千多块钱一天”。

4月8日，重庆点仕捷公司的一位领导曾协调上海专家前来会诊。4月11日下午，来会诊的专家告诉黎平，情况不容乐观，儿子的恢复期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目前不敢断定醒来后是否有后遗症，让黎平有个心理准备。

漫长的救治伴随着不菲的费用，除了重庆点仕捷公司，大地保险、外卖平台至今没有露面，黎平说，“望外卖平台、大地保险、劳务公司三方能负起责任。”

4月13日，父亲打开黎平的外卖平台账号，账号状态显示下线中。但通过他过去6个月的订单记录，可以窥见他的骑手生活：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他每月的订单一直保持在500单左右，单月配送里程1300公里左右；2月，他完成订单962单，配送里程2300公里；3月完成1108笔订单，配送里程超2500公里。如今，不断加速的骑手生活戛然而止。

至今，辅警任明生仍清楚地记得，在被送往医院后，黎安的手机仍不断接到平台和商家的催单电话，他们只得告知黎安昏倒的情况，让对方取消派单和订单。

即使这样，黎安仍被扣了款。黎安的账户显示，3月31日6点35分和6点36分，黎安先后被扣款4.2元和4.55元。这是他昏迷前待送的最后两笔订单，扣款时，黎安已昏迷超三小时，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黎平、黎安、杨明是化名为化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佳楠 实习记者 徐玉婷 赵萱

编辑|计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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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孙晟源

统筹|柳璐

监制|高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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